为什么西藏的民主改革发生在1959年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张云 时间:2016-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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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1年5月23日,原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与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朱德副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毅副总理出席签字仪式。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西藏地方历史发展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为落实“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中央政府从西藏具体实际出发,准确研判形势,深入开展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措施应对难题和挑战: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建立西藏军区,驻守边疆,巩固国防;经济上,驻藏人民解放军开展大生产、打通与印度和尼泊尔间的贸易通道以获得补给,加快内地到西藏的川藏和青藏公路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进藏人员的物资保障问题;组织上,成立西藏工委保证统一领导;政治上,既慎重稳进,又大胆作为,既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又积极同极右反动势力展开坚决斗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并没有立即进行民主改革。

关于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考虑到西藏地方实际情况,即使面对的是野蛮、残忍和落后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中央政府仍待以极大的耐心,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加以实现。但是“十七条协议”的落实从开始就遇到了来自封建农奴主势力的竭力阻挠。毛泽东一再叮咛进藏部队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帮群众看病等好事,如果农奴主抵制开办拉萨小学,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与此同时,受到残酷虐待的农奴渴望获得人身自由、期盼改革,一些干部战士无法容忍农奴主残害农奴也要求开启民主改革。中央始终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一则提醒西藏工委要认真调查研究,防止脱离实际和群众的冒进行为;另一方面又多次对西藏地方上层保守势力采取让步政策。根本原因在于西藏工作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均比较薄弱,不能只靠军事优势加以解决,和平实现民主改革是当时的基本选项。

195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西藏进行的改革属于什么性质问题的答复》指出,在西藏民族中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是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部分,考虑到西藏地区的特殊性,在一定时期还只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需要更多时间并采取较特殊的方式进行。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发给西藏工委,要求民主改革必须是和平改革,对上层一定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准备:一是反复协商,征得他们的真正同意;一是要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把上层安排好,严格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规定,不能失信。“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做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会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要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应该说这是对西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从现在开始到进行改革这个期间,必须抓紧上层统一战线、培养藏族干部、发展党员和团员、扶助群众生产、尽可能地改善群众生活(包括减轻某些负担)和逐步使自治区政权民主化等项重要环节,努力作出成绩,以便为改革做好准备条件。”1957年4月,根据中央“六年不改革”的方针,西藏大批内撤进藏的军政人员,在藏汉族干部减少了92%,驻藏部队减少了70%。这是收缩和稳进的重要表现。

1957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收缩方针的指示》中再度强调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迟早一定要实行的。西藏人民必须经过民主改革,才能获得政治的和经济的解放,造成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我们主张的民主改革,不管采取多么和平的方式,都不能不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把农奴制的西藏改变为人民民主的西藏。”“中央在重新考虑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以后,决定从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以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直到1959年3月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撕毁协议,发动武装叛乱,中央提出的公开口号仍只提平息叛乱,不提实行民主改革。具体方针是边打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乱地区暂时缓改,拉萨地区可以首先进行改革,接着是山南、昌都和丁青等地,班禅管辖地区应该放在后面进行,昌都由帕巴拉管辖的几个宗,如果不发生叛乱,也要放在后面。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原则和具体措施。比如,对参加叛乱领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对于未参加叛乱的领主,采取赎买的政策,国家出钱赎买他们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贫苦农牧民,农牧主也分得一份生产资料。自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被废除,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度得以确立。

1951年至1959年的8年,也让西藏僧俗群众对新旧两种制度“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他们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与反人性本质,认识到改革是西藏社会的唯一选择,这就为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以政治解决为优先处理各项复杂问题;以达赖为重点做好达赖、班禅等上层的统战工作;以做实事做好事为突破口开展群众工作;以西藏组团到内地参观为渠道化解民族间的隔阂;以建立爱国群众团体为抓手打牢良好的群众基础;以打击极少数死硬分裂分子为手段为分裂活动划红线,为平息叛乱和实现民主改革赢得了机遇,创造了条件。1959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为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永远不变而发动武装叛乱,就成为提前进行民主改革的一个历史契机。由此,西藏地方历史揭开崭新辉煌的一页。

(作者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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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巨变 跨越发展

今年3月28日,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7周年纪念日。57年前,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原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翻身获得了解放,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人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篇章。

57年弹指一挥间,西藏大地发生了震烁古今的沧桑巨变,走完了其他地方要千余年走完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及质量,还是当地劳动者自身所发生的变化等,都实现了历史性的巨大跨越。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正在崛起,古老的雪域高原正实现着壮丽的新生……

推翻旧西藏封建农奴制

西藏民主改革前的社会制度,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占西藏人口约5%的农奴主阶级,即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人身自由。“即使雪山变成酥油,也是被领主占有;就是河水变成牛奶,我们也喝不上一口。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就是在今天,西藏各地许多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人们,每当听到这首旧民歌时,依然会流下悲痛的泪水。

旧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法典明文规定,上等上级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级下等人的命价仅为一条草绳。农奴主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农奴,也可以对农奴动用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等极为野蛮的刑罚。

延续近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到近代已成为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极端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使西藏陷入极端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大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广大农奴为摆脱绝境,不断发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走向没落”,曾担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在20世纪40年代曾说过,西藏“照老样子下去,过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无视人民群众日益强烈的社会改革呼声,从根本上反对改革,叫嚣“长期不改,永远不改”,试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度。1959年3月10日在西藏各地发动武装叛乱。对此,中央人民政府果断平叛,并领导西藏人民对社会制度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政治上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

连续23年经济两位数增长

去年底,西藏全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亿元,增速达到11%,连续23年经济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西藏自治区统计局介绍,从2009年开始到2014年底,西藏全区生产总值连续6年实现百亿级稳定增长,相继跨越400亿直至900亿大关。西藏部分经济指标在西部乃至全国都名列前茅。发展的速度和取得的效益同向增长,产业结构也日趋优化。

西藏的工业历经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在拉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企业已超过千家,注册资本金200多亿元。去年,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税收179.2亿元。近年来,拉萨市还投资扶持净土健康产业,涉及矿泉水、藏红花饮料、玛卡和红景天保健品等领域,引来众多国内500强企业的投资。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藏东北牦牛、藏中奶牛、藏中优质粮油、城郊无公害蔬菜、藏香猪等七区七带特色农牧业产业格局。

当前,西藏交通建设不断加快,“进藏难、出藏难,在藏出行也艰难”正成为历史。2013年底,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西藏墨脱县正式通车。2014年8月中旬,拉萨到日喀则的铁路正式运营。去年9月,拉萨到林芝的高等级公路正式通车。“十三五”期间,西藏将努力打造以拉萨为核心,辐射日喀则、山南、林芝、那曲的3小时经济圈。截至去年底,全国与西藏通航城市达到40个,航线增至63条,形成以拉萨贡嘎机场为中心,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和日喀则机场为支线的五大机场网络。

遥远的西藏与外地通讯、物流等连接的速度越来越快。对西藏那曲县罗马镇牧民阿普旺久来说,那部黑色的苹果手机成了他放牧的必备品,不仅帮他做了很多生意,还让长时间的放牧少了许多孤独与单调,现在罗马镇95%以上的牧民都拥有了手机。西藏快递业务迅速发展,除原有的邮政EMS外,现在西藏已经有了圆通、中铁快运、民航快递等20余家大型速递企业。那曲县的居民介绍,他们在网上订的物品,一般3天就可以拿到。

中央及兄弟省市大力支援

西藏每一步的发展进步,凝聚着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及特殊支持,凝聚着全国各兄弟省市及中央骨干企业的大力无私援助。

自从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做出“对口援藏、分片负责、定期轮换”重大战略决策以来,17个省市、17家中央骨干企业、66个中央国家机关对口支援西藏全部74个县区以及直属部门,数以万计的援藏干部从天南海北汇聚在雪域高原。20余年来,援藏单位和省市推进8300余个项目、300多亿元援藏资金落户高原。近年来,按照将项目、资金向农牧区向民生倾斜的要求,各对口援藏单位把80%以上的援藏资金,都投向了涉及广大农牧民住房、看病、上学、交通、饮水、通信等项目,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并极大改善了农牧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去年8月份,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了“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西藏工作重要原则,再次为西藏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指明了道路。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各兄弟省市将进一步加大援藏的力度。据悉,北京共安排援藏资金3.62亿元、37个项目;安徽将进一步加大对山南当地的支持力度,现已规划40多个援藏项目,落实资金已逾7亿……

眼下,各地支援支持的力度更大,并且形式也更加灵活多样。去年8月中旬,内地143名医疗方面的人才进藏,初步搭建了由7个对口支援省市援助西藏7地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协和医院等4家单位援助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组团式”援助框架。西藏自治区有关领导告诉记者,各援藏医疗队帮助受援医院加强精细化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标准、规范执业行为,优化了医疗流程,也提升了医疗质量。

观念变化素质提高全面发展

西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旦增伦珠说,自民主改革以来,相对于在物质生活上取得的成就,雪域高原最大最根本的变化应是人的变化,人本身观念的变化及素质的提高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文蔚冰是北京一家律所的律师,2014年他报名参加了“西藏无律师县”志愿服务,被派遣至山南市扎囊县。“藏族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文蔚冰说,农牧民遇到纠纷不再打架闹事,而是去找律师咨询。两年服务期满,他向总所提出在拉萨开分所并获批。此外,西藏群众金融意识日渐增强。山南市贡嘎县甲竹林镇陇巴村48岁的村民格龙,通过农户联保的方式从银行贷款32万元。几年下来,家里已经有了3辆车,固定资产近200万元。在偏远的墨脱县背崩乡,借助于银行“金融背夫”的服务,老百姓对POS机的使用同样十分熟练。

从昔日毫无生活生命保障的农奴到传统农耕社会中胼手胝足、驱牛牧羊的自然人,再到今日具有法律意识、商业意识、科学意识的现代公民,体现的是雪域高原“人”的深刻变化。目前,西藏不仅拥有自己的硕士、博士,而且有了一批享誉全国的专家、学者。自治区成立以来逐步建立了近30个科研院所,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2万多人,产生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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